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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晚上之所以热闹非凡，是因为人们在庆祝他们的交易收益：用5天的工作束缚换取2天的自由。星期一到星期五的工作是为星期六和星期日的自由买单，而星期五晚上则意味着两天自由的到来。因为星期一到星期五被出卖给了别人，所以“终于熬到周末”的想法才会存在。

最终，你把灵魂卖给了星期一到星期五，用星期六和星期日作为薪水来补偿。是的，今天你给我5美元，作为回报明天我给你2美元，这是5对2的关系，对吗？今天你给我5个面包，我明天给你2个，你不干？为什么？这是一个亏本买卖！

希望你能认识到，在任何交易中，5对2肯定不是好的回报。5对2的投资回报率是-60%。如果你的投资回报率为-60%，你很快就会破产。有什么样逻辑的人会接受这样一个可怕的交易呢？

不幸的是，你现在已经这样做了。当你接受慢车道路线图，将其作为你的策略时，你就接受了5对2的回报。你被工作奴役了5天，以换取周末2天的自由。是的，星期一到星期五被出卖给了星期六和星期日。当货币收益率是-60%时，人们会断然拒绝，但是换成时间的话，人们却乐此不疲。

如果你有孩子，你一定会质疑这个问题的合理性。孩子在星期一和星期二长身体，我听说他们在星期三、星期四和星期五也长身体。是的，他们不会等到周末才长身体。当小米兰达（Miranda）第一次学会讲话、第一次学会走路、第一次学会跳舞的时候，她不会关心你是否在休斯敦参加季度经理会议，不要等到周末再去关心孩子的成长和家庭关系。当你进行5对2交易的时候，猜猜看，发生了什么？孩子都长大了，你也早已人过半百。

被时间奴役的人们眼睁睁地看到自己的自由、家庭和亲情关系在分崩离析。时间管理不善的原因，就是因为慢车道是以时间为前提的。5天奴役，2天自由，显然不是一个好的交易，除非你在一个回报更好的系统中交易你的时间。如何取代5对2的生活，让5对2的交易拥有更高潜力的性价比？像1对2或者3对10？假如你了解到5对2的交易可以逆转为1对10的时候，你还会坚持5对2的交易吗？难道那不是一个投资的机会吗？

我也曾执行过慢车道计划，我做的是7对0的交易（我一周工作7天，没有休息一天），因为我充满梦想。在不久的将来，我会得到一个更好的回报率，而不是花上40年。我控制着自己的命运，最终我投资的时间交易产生了40年的红利。现在我的回报是0对7。我每周工作0天，获得7天的自由。可悲的是，如果你还是徘徊在慢车道上，你就需要做出选择，要打破-60%回报率的桎梏，因为它使你的自由受到限制。记住，财富的定义是自由，不信请看看星期五的晚上，人们是如何因为得到周末休假的自由，而去庆祝推翻慢车道专政的欢庆场面。

——《百万富翁快车道》MJ·德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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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奉是万历特派到湖广（今湖南湖北）征税采矿的阉官，论级别不过是正八品，相当于科级干部，论权势则能与省级大官相抗衡。他率领着一帮主动投靠来的亲信党羽横行湖广，《明史》上说他“剽劫行旅，恣行威虐”，也就是说，征税征到了与拦路抢劫差不多的程度。他还下令大规模挖坟掘墓找金子。他的党羽们十分威风，敢在光天化日之下闯入民家，奸淫妇女，有的干脆将妇女掠入税监办公的官署。当地的官员难免有看不惯的，对他的工作就不那么配合，当地商人和百姓更对他恨之入骨。

有一回，老百姓听说陈奉要从武昌到荆州征收店税，数千人聚集在路上鼓噪起哄，争着冲他扔石头。陈奉逃掉之后，便向皇上告状，点了五个不配合他工作的官员的名字，说他们煽动老百姓动乱。万历本来是一个“占着茅坑不拉屎”的皇上，不上班不办公，所有的请示汇报基本不看，但是对家奴的报告则迅速批示。陈奉告发的五个官员，两个被抓，三个被撤，其中有两个还是四品知府[19]。

按说这形势已经很清楚了，陈奉的来头太大，惹不起。但是一个叫冯应京的五品佥事偏偏不长眼。万历29年正月，陈奉摆酒请客，放火箭玩，把老百姓的房子烧了。老百姓拥到陈奉的门口讨说法，陈奉派兵出去镇压，打死了不少老百姓，又将死者的尸体切碎扔在路上震慑百姓。《明史》上说，湖广巡抚支可大——当地的最高监察官员——“噤不敢出声”，而冯应京偏偏上疏向皇上告陈奉的状。陈奉见冯应京告状，也反过来告冯应京的状，说他阻挠皇命，欺凌皇上派来的特使。皇上听陈奉的不听冯应京的，发了怒，贬了冯应京的官，将他调到边远的地方去。这时又有两个实在看不下去的监察官员自己跳了出来，一个是给事中田大益，一个是御史李以唐，他们请求皇上原谅冯应京，说陈奉不好，还说皇上把豺狼派到了天下各地，专门吃好人。皇上更生气了，你劝我饶他我偏不饶，干脆下令将冯应京除名[20]。陈奉这里则不断向皇上打报告，他说他派人去枣阳开矿，枣阳知县王之翰、襄阳通判邸宅、推官何栋如也阻挠破坏，皇上又下令将他们撤职。这时负责监察工作的要员，都给事中杨应文又跳了出来，请求皇上原谅这三位。这些人也不看皇上的脸色，一个接一个地往外跳，很像是成心惹皇上生气。皇上也真生了气，干脆派锦衣卫去武昌，把陈奉告的那些人全都抓到北京关入监狱，处罚再次升级。

冯应京是个清官，在当地收拾奸豪，制裁贪官污吏，声望甚高。锦衣卫到达武昌的时候，老百姓听说要抓冯应京，竟有人痛哭流涕。陈奉则得意洋洋，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将冯应京的名字和罪状大大地写了，张贴在大街闹市。老百姓怒不可遏，上万人包围了陈奉的住所，陈奉害怕了，就逃到楚王的王府里，他的六个爪牙没跑掉，被愤怒的群众投进了长江。锦衣卫中也有被老百姓打伤的。陈奉躲进楚王府后，一个多月不敢露面，请求皇上让他回北京。皇上将陈奉召回的时候，这家伙搜刮的“金宝财物巨万”，在重兵的护送下，“舟车相衔，数里不绝。”而冯应京被押解时，老百姓“拥槛车号哭，车不得行。”还是冯应京自己穿着囚衣坐在囚车里劝老百姓不要闹了。冯应京和另外几个阻挠陈奉的官员被押到北京后，拷讯关押，三年后才被释放。那个阻挠开矿的知县则瘐死狱中。而陈奉回京后什么事情也没有，有两个监察官员说他的坏话，又被皇上撤了职。

陈奉只是万历年间诸多的矿使税监之一。《明史》用了半页纸点各地陈奉们的名字，陈奉不过是其中的五个字。而这一个陈奉的脚下就躺着一片经他手淘汰出局的清官。

——《潜规则》吴思

看得我怒火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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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后来的结果。但我估计，用不了多久，这些铁铸的话就会变成一纸空文。我读过苏州府常熟县从明末到清初立的六块石碑，都禁止收漕粮过程中勒索老百姓的相似勾当。如果勒石刻碑真能管用，何至于重复立上六座？现在可以算个总账了。李燧为了五十块钱破产走五千里。王开文为了排不起队上访告状。排队值多少钱呢？一般说来，农村日工一天不过二三十文钱，雇人排上十天队也不过二三百文。刘春棠赴省告状之前，向知县出具的证据也是将一厘银子折成二百文的票据。就算白白收了他二百文钱，又能有多大的损失呢？折合成现在的人民币，这二百文不过六七十块钱。只要设身处地想一想，我们就可以胸中有数：究竟能有多少人，肯为这几十块钱耗时几个月，奔走几千里？那可是一个没有汽车和火车的年代。这笔账还不能如此简单地计算。因为历史经验已经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奔走几千里并不是惟一的代价。被告必定要反击，要找茬治你的罪，给你戴枷，关你入狱，拿你杀鸡吓猴。站在贪官污吏的立场上算一算，我们就可以知道，他们对此事的重视程度抵得上告状者的一百倍。假如三五万户老百姓供养着三五百位贪官污吏蠹役，人家一个吃着你一百个，你的几十块钱就是人家的几千块钱，如此重要，贪官污吏岂能不奉陪到底？如果你是为了尊严或者叫面子，人家难道就不需要尊严和面子？官家的面子当然比小民的面子更加值钱。即便你甘愿付出上述两道代价，仍然不等于解决问题。争取胜利的决心与胜利本身的距离还遥远得狠。究竟有多么遥远呢？胜利的概率究竟有多高呢？清嘉庆四年（1799年），参与编修《高宗实录》的洪亮吉分析了告状中的利害格局，然后给出了一个估计数字。

——《潜规则》吴思

这篇标题是《老百姓是个冤大头》，看完真的感觉自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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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逆境，慷慨之士承受激烈悲壮的痛苦，软弱之徒则忍受阴湿丑陋的痛苦。即使一开始看上去不相称，但是从后来应对命运的方式中，也可以看出该命运与该人是相一致的。司马迁自信是大丈夫，虽然身为文笔之吏，却比当今任何一员武将都更是大丈夫。不只他自己这么想，这一点似乎连再不喜欢他的人都不得不承认。哪怕是因自己的主张被判车裂之刑，他也能想像出自己的样子。

然而以年近五十之身，遭此奇耻大辱！他似乎觉得自己置身蚕室这一事实是在做梦。真希望是在做梦。然而靠在墙上，睁开紧闭的双眼，看到一片昏暗中，三四个毫无生气、似乎魂魄都已出窍的男子如同烂泥一般或躺或坐，想到这也就是自己现在的样子时，分不清是呜咽还是怒号的喊声冲破了他的喉咙。痛恨与烦闷交织不断的几天里，有时，作为学者已成为习惯的思索——反省——会涌上心来。在这次的事情中，到底是什么、是谁、是谁的哪一点错了呢？虽然在他的国家里君臣之道和日本大相径庭，但自然，他首先怨恨的是武帝。事实上，有一段时间里由于满腔的怨恨，他几乎失去了顾及其它一切的余地。

但是，经过短暂的狂乱之后，作为历史学家的他醒了过来。和儒者不同，对所谓先王之道他懂得进行历史学家的衡量，同样，在对后王武帝的评价上，他也不会因为私怨混淆标准。无论如何，武帝都是位大帝。即便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只要这位帝王还在，汉朝的天下就会稳如泰山。高祖暂且不论，就连仁君文帝和名君景帝，与这位帝王比起来也还有些相形见绌。只是作为大器，相应地缺点也大，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司马迁即使在极度的愤懑中，也没有忘记这一点。看来，这次的事只能当作是被上天的疾风暴雨雷霆霹雳给作弄了。这想法既把他推向更深的绝望与愤怒，可同时也令他转向达观的方向。

——《李陵》中岛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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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只觉得野蛮滑稽的胡地风俗，如果放在这片土地实际的风土气候下考虑的话，则既非野蛮也非不合理，这一点李陵渐渐地明白了。不是粗厚皮革做成的胡服就无法抵御朔北的严冬，不是肉食就无法积累足以抵抗寒冷的体力。不盖固定房屋也是由他们的生活方式产生的必然结果，不能上来就贬斥为野蛮。如果一定要保持汉人风俗的话，在胡地的大自然中连一天也活不下去。李陵记得上一代的且鞮侯单于说过这样的话。“汉人一开口就说自己国家是礼仪之邦，把匈奴的行事看得如同禽兽。可汉人所谓的礼仪到底是什么？难道不是虚饰的代名词吗？把丑陋的东西只在表面上装饰得漂漂亮亮的。见利忘义，嫉妒中伤，这方面到底汉人与胡人哪个更甚？贪财好色，又是哪个更甚？剥去表面后其实都一样。只不过汉人知道伪装掩饰，我们不知道罢了。”单于列举汉初以来各种骨肉相残、诛杀功臣的事例说出的这番话，令李陵当时几乎无言以对。事实上，身为武人的他，以前也不止一次对为礼而礼的繁琐礼教感到过疑问。的确，粗野正直的胡地风俗在很多时候比起藏在美名之下的汉人的阴险要好得多。李陵渐渐觉得，上来就断定华夏的风俗高尚，批评胡地的风俗卑下，其实不过是汉人独有的偏见。比如说自己以前相信人除了名还必须有字，可仔细想想的话，从哪里也找不出必须有字的理由。

——《李陵》中岛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