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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逆境,慷慨之士承受激烈悲壮的痛苦,软弱之徒则忍受阴湿丑陋的痛苦。即使一开始看上去不相称,但是从后来应对命运的方式中,也可以看出该命运与该人是相一致的。司马迁自信是大丈夫,虽然身为文笔之吏,却比当今任何一员武将都更是大丈夫。不只他自己这么想,这一点似乎连再不喜欢他的人都不得不承认。哪怕是因自己的主张被判车裂之刑,他也能想像出自己的样子。
然而以年近五十之身,遭此奇耻大辱!他似乎觉得自己置身蚕室这一事实是在做梦。真希望是在做梦。然而靠在墙上,睁开紧闭的双眼,看到一片昏暗中,三四个毫无生气、似乎魂魄都已出窍的男子如同烂泥一般或躺或坐,想到这也就是自己现在的样子时,分不清是呜咽还是怒号的喊声冲破了他的喉咙。痛恨与烦闷交织不断的几天里,有时,作为学者已成为习惯的思索——反省——会涌上心来。在这次的事情中,到底是什么、是谁、是谁的哪一点错了呢?虽然在他的国家里君臣之道和日本大相径庭,但自然,他首先怨恨的是武帝。事实上,有一段时间里由于满腔的怨恨,他几乎失去了顾及其它一切的余地。
但是,经过短暂的狂乱之后,作为历史学家的他醒了过来。和儒者不同,对所谓先王之道他懂得进行历史学家的衡量,同样,在对后王武帝的评价上,他也不会因为私怨混淆标准。无论如何,武帝都是位大帝。即便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只要这位帝王还在,汉朝的天下就会稳如泰山。高祖暂且不论,就连仁君文帝和名君景帝,与这位帝王比起来也还有些相形见绌。只是作为大器,相应地缺点也大,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司马迁即使在极度的愤懑中,也没有忘记这一点。看来,这次的事只能当作是被上天的疾风暴雨雷霆霹雳给作弄了。这想法既把他推向更深的绝望与愤怒,可同时也令他转向达观的方向。
——《李陵》中岛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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